巫医的主要活动是治病，只不过其治病不是从医理出发，要么自配药剂，或根本不用药物，如蔡襄在福建时就发现有些“巫觋主病，虫毒杀人”；要么驱神弄鬼，活活折腾病人，“师巫以邪神为名，屏去病人衣食、汤药，断绝亲识”，以至于“亲戚邻里畏而不相往来，甚者至于家人尤远之而弗顾，食饮不时，坐以致毙”。[146]人们深信巫医可以治病，有病时不去寻医，而是信奉巫医，结果既被巫医骗取了钱财，又把病人折腾得死去活来。巫医的盛行，是对文明社会的反动，是愚昧落后的产物。要改变这种现状，厉行教化，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是治根之法。但这种方法来的太慢，因此主要的措施就是颁布法律严加禁止。太宗时就首次颁布法令，禁止巫医治病：“两浙诸州先有衣绯裙、巾单，执刀吹角称治病巫者，并严加禁断，吏谨捕之。犯者以造妖惑众论，置于法”[147]。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明令禁止巫医治病的法令，其积极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此后，宋王朝颁布了一系列的禁巫医法令。如真宗时规定：“医师疗疾，当按方论，若辄用邪法，伤人肤体者，以故杀伤论”[148]。法令禁巫尽管很严，但作为约定俗成的陋习，并非一朝一夕即可彻底铲除，加之宋代医疗条件并非很好，从事医生职业的人还不是很多，加之天灾人祸，巫医依然流行。作为地方官吏除执行朝廷法令，严加禁巫医活动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如勒令巫师改业，或改业归农，或令其学习针灸方脉；向民间广泛宣传巫医的危害，传播医学知识。仁宗时周湛通判戎州，戎州地处僻远，“其俗尚巫，有病辄不医，皆听巫以饮食，往往不得愈”。周湛到任，“禁俗之习为巫者，又刻方书于石”，民众“自是始用医，病者更得活”[149]。侯可知巴州化成县，“诲以义理，严加禁戒，或亲至病家，为视医药，所活既众，人亦知化”[150]。真德秀任湖南安抚使时，亲撰《劝农文》规劝民众：“凡曰有神，正直而聪；非道求富，岂神所容？巫觋兴妖，本以自利；尔顾惑之，可谓不智。禁汝医药，以床尔躯；诱汝祭赛，以空尔庐。甚至杀牲，以人为畜；陷汝于刑，殒身覆族。”[151]类似这样的宣传，对禁巫是有一定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