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建构平等、祥和的国家是现代文学时期剧作家的普遍的一种渴望,因此借助不同的故事类别,现代剧作家将传统剧目中疏离的题旨进行了强化,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之凸显。虽然在死亡或者隐逸的处理上,剧作家因思考的维度有别,使主题发生了局部的变异,但在总体向度上却始终没有脱离构建民主国家的理念。
总之,现代文学时期剧作家通过现代意识的介入和服务于当下的处理,为传统中国颇为流行的复仇主题植入了新的内涵。或由个人恩怨、义酬知己扩展为诛杀国贼、为国赴难,或由普通的杀戮行为转化为唤醒危亡意识,使民众觉醒的必要手段。相比传统复仇剧,当时的改编剧涌动着一种不息的激情,具有一种内敛的气质和雄壮的风格,而其审美境界也相对阔大得多。
[1] 郭沫若:《郭沫若论创作》,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第369页。
[2] 谷剑尘:《岳飞之死》,北京,中华书局,1936,第12页。
[3] 司马迁:《史记》,长沙,岳麓书社,1988,第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