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难题及其解决对于政治理论非常重要。但我尤其关注这样一种情形：在这些情形中，各种不同的动机都会进入个体力图阻止非个人欲望实现的行为之中（当然，这些截然不同的动机之间的冲突也会同时出现）。当人们超脱非个人性评价，并沉思自己在社会制度中的作用时，个体的生活要求和个人谋划与承诺都会得到伸张。当然，这并不是说非个人的欲望被置于个人欲望之后，而是说，对我们每个人而言，还有更多的欲望并未实现，最后真正形成的那些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什么是我们有理由去做的则取决于在我们生活中发生作用的那些理由的范围。
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所在，政治理论必须向人们做出两次证明：第一次是证明它自身所坚持的是非个人的立场；第二次是证明它自身在接受非个人立场的体系中占有特殊地位。这并不是对人类之恶或人类弱点的妥协，而是对人类复杂性的必要承认。从坏的意义上来说，如果忽略了第二次证明，政治理论就有沦为乌托邦主义的危险。并且，第二次证明的尝试没有放弃道德证明在政治理论中的首要地位，而仅仅是将个人证明和非个人证明都看成是道德的一部分。因此双重证明的要求也就是道德的要求。
困难在于如何解释对个人观点的合法性考量与道德的吸纳性之间的差异。在一般的伦理学或政治理论中，检验个人证明的标准多少应该出自对个人动机之重要性的评价。这种评价具有一般有效性，因此也可以被非个人的动机所承认：个人动机的合理性本身就是一般伦理判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