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而“进步的”教育体制并没有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改变这种境况。公开的权力为隐秘的权力所取代；公开的命令为“科学地”确立起来的程式所取代；“不要这样做！”为“你会不愿意这样做”所取代。事实上，在很多方面这种隐秘的权力甚至比公开的权力更具有压抑性。儿童不再意识到自己被别人指挥（也不再意识到父母给他们的命令），而且他也无法反击因而去发展一种独立感。父母们以科学、常识和合作的名义来哄他们、说服他们，——谁又能够与这样的客观原则作斗争呢？
当儿童的意志已被粉碎时，他的罪恶感却仍被用另一种方式来加以强化。他朦胧地意识到他的屈从和失败，而且他必须有这种感觉。他无法接受一种未经解释的、令人困惑而又痛苦的经验。在这种情形下的理性化原则上与印度人不可捉摸的或令人难以忍受的基督教理性化是同样的，——他的失败和软弱被“解释”为就是对他的罪恶的惩罚。他失去自由这一事实则被理性化为罪恶的证据，而这种确信又不断增加着为文化的价值体系和父母的价值体系所引诱的罪恶感。
儿童对父母权力的压迫的自然反动是造反，这便是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质。弗洛伊德认为，由于小男孩对其母亲的性欲求，他成了其父的敌手，精神病的发展就是由以一种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应付根源于这种对立之中的焦虑的失败所构成的。在指出这种儿童与父母权力之间的冲突，和儿童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这种冲突时，弗洛伊德触及精神病的根基；然则，依我所见，这种冲突并不是首先由性对立而造成的，而是由儿童对父母权力的压迫之反应所招致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家长式社会的一个本质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