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在楼梯上遇到哈拉斯。我觉得他可能总有十万火急的事,所以才总是拘谨地从我身边一晃就过去了,还没等我仔细看看他,他手里已经拿起了办公室的钥匙。几乎是眨眼之间他就已经打开了房门,像只老鼠尾巴似的一闪就进去了。于是,我又站在那块写着“哈拉斯·布雷奥”的牌子面前低声念着,那上面的名字我自己也不知道已经念过多少次了。
这一堵薄得可怜的墙壁总是出卖做事诚实的人,但却对狡诈的人多加庇护。我的电话装在那堵将我和他隔开的墙上。我可只是将它作为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加以强调。即使电话机挂在对面墙上,隔壁照样能听到一切。我已经养成打电话时不提顾客姓名的习惯。不过要从谈话中那些特征明显却又无法避免的措辞中猜出这些名字,当然也不需要多少机灵。有时我惶惶然如芒刺在背,我将耳机捂在耳朵上,踮起脚尖围着电话机蹦来跳去,可这样也防止不了秘密给泄露出去。
自然,我在生意上的抉择因此而变得没有把握,就连我的声音也变得瑟瑟颤抖。我打电话时哈拉斯在干什么?如若我想特别夸张——为了说清什么事,人们不得不经常这样做,那我就可以说:哈拉斯不需要电话,他在用我的,他将他的长沙发移到这扇墙边偷听电话,而我呢,电话铃一响,就得跑向电话,接受顾客的要求,做出至关重要的决定,进行大量的说服——可最要命的是在整个时间内无可奈何地隔着这扇墙向哈拉斯汇报着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