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十五时代的巴黎有数量空前的间谍，两人低声说话时，会有佯装闲逛的人窃听。[352]旧制度为公共聚会提供合法话题，因不时有乔装打扮的密探，民众难以把握合法界限，只能谈论无关痛痒的琐碎事。“若想隐瞒一个人的去世，要在耳边低语，他死了；然后补充道，在新制度下才能谈论这件事。”[353]18世纪后期，巴黎普洛科普（Procope）咖啡馆里的人性情各异，戏剧家布瓦丹（Nicolas Boindin）独自高谈阔论，不与人打交道；语言学家弗莱勒（Nicolas Fréret）惯于推理，时常诉诸引文与权威，不是使自己显得博学，而是完善他的哲学原理；特拉松神父在希腊语、拉丁语和几门现代语言上学问广博，还是几何学家、物理学家，天生有哲学精神。[354]梅西耶记录了一个场景：“闲言碎语最惹人烦，一刻不停地聚集在报刊杂志上，巴黎式的轻信没有限度……有一个人上午十点到咖啡馆，晚上十一点离去，只在那里喝加了牛奶的咖啡，吃蛋黄牛奶汤。”[355]关于咖啡馆的现代想象遮盖了18世纪的沉闷，以理性、公益为主题的辩论确实会发生于咖啡馆，那里也是流言的发酵地，充斥着高傲、无聊与冷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