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民有议政的权力。既然君主的权力在民,民也就有议政的权力。郑国子产执政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53]”。然明向子产建议,毁掉乡校。子产则指出,民议论政事是好事。他们认为好的,就推行;他们认为不好的,就改掉。他说:“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54]民议政,是不能用权威来制止的,他们的议论只能疏导,而且可以作为治政之良“药”。子产充分肯定民议政的重要性。
再次,对于无德之君主,民甚至可以弃之。鲁昭公在国外流亡多年后死去。赵简子问史墨,鲁国季氏赶走国君,为什么鲁人还顺服他,诸侯还亲附他。赵简子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55]在赵简子看来,鲁昭公失其政,对于他的死,鲁人是不会怜惜的。季氏世代勤于民事,这是鲁人服从他的原因。季氏赶走国君的行为,实际上得到了鲁人的支持。
《左传》对于历史的经验提出新的认识,与其所秉持的无证不信的原则是有联系的。《左传》叙史,所收集的史料十分广博,除鲁《春秋》之外,亦见其他诸侯国史记以及各种传闻旧说。顾炎武说:“左氏之书,成之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春秋》,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增入本国之记注乎。”[56]对于《左传》引用史料,前人有一些质疑。晋人范宁说:“《左氏》艳而富。”[57]唐人韩愈也说:“《春秋》谨严,《左氏》浮夸。”[58]但也有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以为《左传》载录奇闻异事,是反映社会的某种现象。而其载史有语句夸饰之处,则表明史书记载出现了文学的因素,这恰恰表明史书撰写的进步。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以《左传》所述史事来看,其对史事的真实性是相当重视的。这点,从两方面可以看出:一是《左传》处理史事之真与善的矛盾,坚持实录史事。上引《左传》叙“赵盾弑其君夷皋”、“天王狩于河阳”等事,已经表明这点。二是《左传》对情况尚不明了之史事,亦采用“阙疑”之笔法。例如,《春秋》昭公十九年载:“许世子止弑其君买。”同年《左传》载:“夏,许悼公疟。五月戌辰,饮大子止之药卒。大子奔晋。书曰:‘弑其君。’君子曰:‘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汉儒服虔释此事说:“礼,医不三世不使。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公疾未瘳,而止进药,虽尝而不由医而卒,故国史书‘弑’告于诸侯。”[59]清人万斯大《春秋随笔》则持不同的看法:“夫疟非必死之疾,治疾无立毙之剂。今药出自止,饮之即卒,是有心毒杀之也。”[60]依服虔之释,许世子虽进药违礼,然并无毒死父君之意。万斯大则以为许悼公被其子毒杀。此两说皆无确凿证据。《左传》谓“尽心力以事君,舍药物可也”有同情许世子之意,但无定性之意,其阙之以疑,大概是由于证据不足的原因。《左传》叙史“阙疑”之手法,也是其叙史“无证不信”原则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