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三年，我参加“中国佛教会”访问团到亚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由于行程紧凑，我就在飞机、火车、渡轮上，甚至有时没有桌子，如在印度天气太热，还趴伏在地面上，写了八十天的日记，每天写好后，要赶在《觉世》旬刊上发表，后来并将之定名“海天游踪”，交由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想不到却因为内容涉及一些对佛教人士的看法，因而引起不少风波。之后，我又至印度朝圣多次，对于佛国当初值得记述的事迹，并没有留下雪泥鸿爪而深感可惜。
一九六七年，我开始创建佛光山，最初在《觉世》旬刊上发表每天大事记，约数年之久，后因凤山张致良居士认为太过把人事公开报导，故而反对刊出，从此，我对开山时的心情经过未能留下丝毫痕迹，至今回忆，也觉得不无遗憾。
直至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组织了“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团”到大陆探亲弘法，当时台湾各大日报纷纷邀我写访问日记，可能是因为事情太过繁忙，加上许多敏感问题，实在不易着笔，只有一一婉谢。虽然没有将日记在报纸上发表，但是我仍然写了三十天的日记，后因飞机输送行李时的失误，在大陆所买的书籍和那些珍贵的纪念品，甚至日记统统都遗失了，至今还不晓得流落何方，也许数百年后有人发现到的时候，说不定是一桩历史公案哩！